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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望紅樓——民主先驅許德珩的人生ABC
發表時間: 2011-05-06 11:53:37    |    來源:九三學社九江市委員會    |    閱讀次數:3359

仰望紅樓

——民主先驅許德珩的人生ABC

“五四運動”九十周年前夕,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,我來到了紅樓(圖1),追尋那場歷史風云的軌跡。

敬立在紅樓邊的五四紀念碑(圖2)前,燃燒的陽光下最耀眼的是一柱火炬。紅樓之于五四,五四之于中國,是誰點燃了中華民族復興的火炬?

仰望紅樓,循著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蔡元培等先輩的足跡,重現那風云激蕩的歷史,總讓人熱血沸騰!

回望歷史,恍如戲臺,我們常常驚嘆:一個人物、一個時代乃至一個民族的記憶,往往聚焦在某個節點——

時間:1919、5、4

地點:紅樓

人物:許德珩

——讓我們把鏡頭對準許德珩,這位從紅樓走出的熱血青年,一生似乎都與數字有緣,他是“五四運動”學生領袖,是“九三學社”創始人……

A、五四青年,學生領袖。

紅樓造就了許德珩,他一生追求的民主與科學的起點,在紅樓。

紅樓,位于北京市東城區沙灘北街(今五四大街)29號,在故宮東北角,原為北京大學第一院,因整座建筑通體用紅磚砌筑,紅瓦鋪頂,故名。當初的建筑者肯定沒有意識到,從建成起,紅色就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調,一批批仁人志士從紅樓走出,投身革命。

浪跡萍蹤,1946年10月30日,飽經離亂之苦的許德珩攜子女從重慶飛抵北平,北京大學把許德珩的宿舍安排在革命先驅李大釗(字守常)當年的紅樓辦公室。物是人非,滿目瘡痍,許德珩感概萬千:

回想當年事,深憶李守常。

朝夕常相聚,無事不商量。

我今獨居此,感概倍凄涼。

圖書無一冊,變化實難忘。

據中國共產黨三大創始人之一的張申府回憶:“在李大釗的領導下,圖書館成了北大校內一個研究、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,許多激進的學生經常到圖書館和大釗討論各種新的思潮,聽他介紹新的思想。大家也常常在此聚會,探討中國的出路,尋求救國拯民的方法。”紅樓一樓東南隅有兩間向東的屋子,即當年李大釗辦公的地方。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,在此引導許德珩等進步學生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,指導《國民》、《新潮》等進步雜志的編輯工作。

1919年5月2日下午,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,將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,透露給《國民》雜志主編許德珩,許立即約集各校代表在北大西齋飯廳商討對策。高工學生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,憤怒的代表們決定以《國民》雜志社的名義發出通告,召開全校學生大會,并約北京十三個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。

5月3日(星期六)晚7時,北大學生及十幾所學校代表一千多人,在北京大學北河沿法科禮堂集會。大會推舉廖書倉為主席,黃日葵、孟壽椿記錄,許德珩起草宣言。法科學生謝紹敏慷慨疾呼,當即撕下衣襟,咬破中指,血書“還我青島”,會場氣氛蒼涼而悲壯。經蔡元培校長批準,許德珩領了一刀紙寫宣言,宣言寫好后,因為夜深買不到布,許又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寫標語,一直忙到天亮。

5月4日一早,北京各校學生開始向天安門進發,北大學生因在紅樓出發時受阻,中午才趕到。金水橋頭,謝紹敏的血書“還我青島”,高高地懸掛著,最醒目的是一副對聯:“賣國求榮,早知曹瞞(曹操)遺種碑無字;傾心媚國,不期章悖(宋朝奸巨蔡京舉薦人)余孽死有頭”,落款為“北京學界同挽賣國賊曹汝霖、章宗祥遺臭千古”。學生隊伍正集合時,大批軍警趕來,企圖武力驅散,學生們怒不可遏,高呼“打倒賣國賊”的口號,準備搏斗,軍警見勢不妙,溜走了。于是大會開始,各校代表紛紛演講。“山東亡,是中國亡矣!我國同胞處其大地,有此山河,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、壓迫我、奴隸我、牛馬我,而不做萬死一生之呼救乎?”。——大會通過了許德珩起草的《宣言》。

演講完畢,游行開始,到達趙家樓時,已是下午兩點多鐘,胡同口已被軍警封住,無法進去。原來,這天中午愛國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時,總統徐世昌卻在設宴為駐日公使章宗祥洗塵,曹汝霖、陸宗輿與總理錢能訓亦應邀赴會。學生游行消息傳來后,有人勸曹汝霖不要回家,他認為學生赤手空拳不難對付,就與章宗祥一起回到趙家樓,警察總監吳炳湘加派了二百名警察守衛,隨后日本記者中江丑吉也來了。許德珩等學生領袖開始對軍警講道理,擠進胡同,并用三、四個學生包圍一個軍警,使他們的槍不能用。可曹汝霖的住宅不僅有軍警,且重門緊閉,無法進去。這時,高師的匡日休等二個高個同學,站在窗口下,許德珩等踩著他們肩膀跳窗而入,將門打開,學生們蜂涌如潮。曹汝霖慌忙躲入夾在他老婆與女兒二間臥室中的廂子間,章宗祥跟傭人躲入地下鍋爐房。學生們沖進曹宅,要找賣國賊論理,找遍了不見蹤影,極為憤怒,涌入車庫將汽車搗毀,取了幾筒汽油,并將四合院內北邊的地毯揭起,疊在方桌上,扯下蚊帳引火,劃上火柴,頓時濃煙滾滾,火光沖天。待到警察總監率大批軍警趕到,大多數學生已在大火中撤離。正在維持秩序的許德珩與易克嶷等32位同學被軍警野蠻拘捕入獄。悲憤中,許德珩在獄中口占五古一首以自勵:

為雪心頭恨,而今作楚囚。

被拘三十二,無一怕殺頭。

痛毆賣國賊,火燒趙家樓。

鋤奸不惜死,救國自千秋。

在北京大學蔡元培、北京高師陳寶泉等七位大學校長奔走保釋下,5月7日,被捕學生終于被釋放。蔡元培和北大全體學生,在沙灘紅樓廣場,迎接釋放歸來的學生(圖3)。廣場放了五張方桌,被釋放的學生分乘三輛小汽車,每輛車都裝滿了人,到廣場后,全部站在方桌上,彼此相見,激動不已,哽咽著,想說又不知說什么……

許德珩等32人雖被釋放,但學校四周仍然軍警密布,京師警察廳與京師地方檢察廳檔案中,幾乎都把許德珩列為首犯,為擴大聲勢和避免再次入獄,許德珩等跳墻而出,化裝南下,到達上海。從此,五四運動的中心從北平轉移到了上海。

B、九三領袖,民主先驅。

十幾年后,留學歸國的許德珩受聘于母校,也許正是因為當年“五四運動”學生領袖的聲威仍然讓人畏懼,國民黨當局將許德珩作為“蠱動各校罷課風潮的共黨首要”逮捕。其實,因為歷史原因,許德珩一直到1979年才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在中國各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中,許德珩是比較特殊的一位:從在北京大學讀書一直到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,他雖然身為無黨派人士或民主黨派領導人,卻始終是一個立場堅定是非分明的革命者。在各種形式的斗爭中,許德珩都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。

1935年,“一二.九”學生運動爆發,北平十五所大學上萬學生上街游行示威。許德珩夫婦始終與學生們在一起,寒冬臘月,滴水成冰,他們的衣服被敵人的水龍頭沖濕后,凍得冰鐵一般,硬梆梆的。這天晚上,清華大學約請許先生講演,他們夫婦又毅然前往。

1944年底,日寇進攻大西南,為了探討民主與抗戰問題,許德珩夫婦發起聯絡,以聚餐的形式,組織了“民主與科學座談會”。1945年8月,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,8月28日,毛澤東主席飛抵重慶,與國民黨當局談判。9月中旬,一天上午,毛澤東在紅巖嘴八路軍辦事處,約許、勞夫婦吃飯。八點出發,九點到達。一見面,毛澤東就拉著他們夫妻的手,談北大,談新民學會,原來,毛澤東在北大紅樓當過圖書管理員,在北大時與許德珩常見面,勞君展是新民學會骨干之一,毛澤東與她早就相識。許德珩向他匯報民主與科學座談會的情況后,毛澤東認為極有價值,鼓勵他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。1945年9月3日,日本向盟國簽定降書,為紀念世界民主力量擊敗法西斯,許德珩夫婦與朋友們在重慶青年大廈舉行慶祝大會,并決定將民主與科學座談會改名,1946年5月4日,九三學社成立。

抗戰時期,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召開時,遠在新加坡的參政員陳嘉庚拍來“電報提案”,這個提案僅十一個字:“官吏談和者以漢奸論罪”。大會主席汪精衛是個主和的投降派,很怕有人簽字支持陳嘉庚,因為,按規定,要有十二人簽字的提案才有效,作為參議員,許德珩率先簽字,不幾分鐘,簽字的參政員達二十多人,一年后,汪精衛公開叛變,許先生在第四次參政大會上又提了追拿汪逆法辦的提案。

1947年5月15日,南京中央大學、音院、劇專4000多名學生聯合舉行反饑餓大游行,向蔣介石政府請愿。5月20日,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在南京召開。會前,許德珩發起聯署提交了《停止內戰恢復和平案》。會場外,來自京、滬、蘇、杭各市的6000余名學生舉行聯合大游行,數百名學生遭到毆打,這就是著名的“5·20血案”。正在參加參政會的許德珩聞訊立即從國大會堂趕到中山路現場。目睹學生被毆的慘狀,他十分氣憤。據次日出版的《文匯報》報道:“學生游行發生慘案時,許參政員德珩曾親往慰問,立于街頭學生行列。渠目睹慘狀,泣不成聲,并疾赴國大會堂向邵力子交涉,請迅即設法打破僵持之局面。”

1948年3月,北京大學發生學潮時,國民黨青年軍在紅樓對面架起機槍,并開來鐵甲車準備鎮壓。此時,正在家養病的許德珩得知后,馬上抱病趕來向學生發表講演,鼓勵學生起來革命,激起了全場雷鳴般的掌聲。在“團結就是力量”的雄壯歌聲中,學生們簇擁在他周圍,保護他在槍口下安全離開會場。1949年初,解放軍進入北平時,他又出現在學生歡迎隊伍中,在熱淚盈眶中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。

C、百歲老人,詩書大家。

許德珩是中國政壇知名的壽星和詩人、書法家,1890年生,1990年逝世,夫妻恩愛,家庭和睦(圖5),堪稱典范。

許德珩與勞君展(圖4),相識于法國。那是1921年初,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到歐洲考察學習,將同行的女學生勞君展(啟榮)等介紹給先期赴法勤工儉學的許德珩,希望這位當年北大弟子為她們補習法文。一年后,勞君展到里昂大學攻讀,經常給許德珩寫信,但雙方的感情發展并不快,原因是許德珩早在1912年就已成婚,雖是父母之命,且妻子在1916年已因病去世,但許卻從此無意婚事,立志于求學與學生運動,許是江西九江人,古屬楚地,因此,在與勞的通信中,自號“楚僧”。一次,勞把“僧”字圈掉,改為“楚生”,許德珩見信為之心動,雙方加快了發展。1924年暑假,勞獲得里昂大學碩士學位,進入巴黎大學,跟從居里夫人學習鐳學,與許德珩有了更多的機會在一起。經過五年多的了解,在蔡元培先生的極力撮合與支持下,許、勞二位于1925年4月16日在巴黎中國飯館舉行了簡樸的婚禮。徐悲鴻、劉半農等34人到會祝賀,蔡元培題贈賀詞:“愛心同結,互助互利。學術事業,勤奮不已”。婚后,夫妻倆居住在巴黎第五區,這里有巴黎大學、盧森堡公園、國葬院、巴黎圣母院等。每逢假日,他們相攜而游,塞納河畔,凱旋門前,幾乎都留下了他們偎依的身影。

許德珩最自豪的是選了個好女婿。1953年留美博士鄧稼先與許德珩愛女許鹿希結為伉儷。在我國進行的32次核實驗中,鄧稼先曾15次到現場指揮試驗隊的工作。凡是他作出的重大決策無一失誤。這位功蓋日月的“兩彈元勛”,是七五期間的第一位全國勞模。從1960年起,連續三年,中國的國民經濟陷入巨大的困難之中。那時,全國的食品供應嚴重不足。許德珩看到很多人由于饑餓導致營養不良和水腫,甚至死亡,十分擔心。在那個困難的境況下,許德珩千方百計地節省下幾斤糧票,送給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鄧稼先。在當時,用幾斤糧票可以買到十幾包餅干,對于鄧稼先來說,慈愛是他生命中最溫馨的力量。

許德珩愛寫詩,重大歷史事件均以詩紀之。1959年6月3日,許德珩在大連馬蘭河看海帶培種,提筆寫下了一首富有哲理的科學詩:“一滴水的面積,萬千胞囊微粒。此中另一宇宙,運動長養生息。空氣陽光水肥,半年成長丈尺。生的力量偉大,萬類皆循此理。”

許德珩的長壽心得是:書畫延年(圖6)。他生活簡樸,不抽煙,不飲酒,不吃補品,也不打牌下棋,甚至對聽戲看電影也沒興趣,獨愛書法。許老有八件寶:紙墨筆硯、《書譜》、《十八家詩抄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和聽新聞用的收音機。即使是在住院治療和到外地視察工作期間,也不忘把這八樣東西帶在身邊。

1989年10月17日,身著紅色壽袍,回眸一笑,許德珩露出童真而慈祥的微笑,仿佛最后一次仰望他精神的圣殿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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